事实上，如果在更宽的视野中进行比较法考察，我们会发现，行政会议并非美国的独特产物。

而国务院法制办的工作人员虽有此知识储备，但忙于行政立法的具体工作，亦无暇顾及行政改革的整体性、程序性和方向性问题。经过多年的游说努力，国会终于在2004年和2008年两度重新授权，其中2004年的重新授权法案扩大了第591节所规定的立法目的，2008年的重新授权法案批准了到2011财政年度的拨款。

1947年，国会接受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设立了政府组织委员会(theCommissiononOrganizationofGovernment)，即所谓的胡佛委员会(theHooverCommission)。[71]根据澳大利亚《1975 年行政上诉裁判所法》设立，负责监督所有审查行政行为的机构，包括监察专员、法院和行政上诉裁判所。一般智库或律师协会则要仰赖行政会议的研究。除此之外，行政机关所具有的下列特点也是确保其成功的重要因素。[15]See Treasury，Postal Serv． ，and General Govt Appropriations for Fiscal Year 1995: Hearings on H181 － 31 Before the Subcomm． of the Comm． on Appropriations，103d Cong． at 1 ( 1994) ; 140 Cong． Rec． H4453，H4495 ( June 15，1994) ．[16]Toni M． Fine，A Legislative Analysis of the Demi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30 Ariz． St．L． J． 101 － 102( 1998) ．[17]Toni M． Fine，A Legislative Analysis of the Demi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30 Ariz． St．L． J． 91 － 92( 1998) ．[18]即所谓的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

[13]但是，直到1968年，国会拨款到位后，美国行政会议才正式开始运作。相对于其承担的工作范围而言，行政会议的预算水平并不高。恰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特色立宪主义和中国宪法在当前阶段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供宪法支持。

七五宪法所体现的文化领域狠抓阶级斗争的特色，显然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写照。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在宪法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规定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并直接使用精神文明建设概念的国家，这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标志之一。下文将从公民文化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国家文化建设义务三个方面的宪法条文变迁来考察宪法在文化领域的回应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回应为参照，比较宪法在不同领域的回应性差异。

这一次宪法修正，鲜明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了文化工作者的热情。1978年《宪法》第40条则似乎强调了文化发展的导向，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有学者提议，在保持我国多民族多元统一体[26]的前提下，可以在宪法中引入中华民族的法律概念，[27]可以增强国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凝聚力，更加促进国内族群、民族关系的和谐。[34]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文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29] 例如，国家或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文化活动创造一种共同体意识（a sense of the common unity）。……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二、公民文化权利在宪法的文化制度中，公民文化权利是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内容。例如，文化权利是一种涉及身份认同的权利，其他权利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权利，如言论、集会、出版和信仰等权利。[47] 当前学界对于立法的频繁修订存在一些争议。[39] 1999年3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对此解释为，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李梅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41]宪法对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回应，不仅较好地满足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了改革的经验成果，而且，也将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纳入了法治轨道，进一步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促进了改革向纵深推进。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3-155页。[26]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14] 言论自由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特别重视文化工作。[19] 1982年11月26日，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指出，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普及，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这不仅是整个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而且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我国文化比较落后，为了较快地发展教育，既要靠正规的学校教育，又要靠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42]相对而言，1982年以来的历次宪法，对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实践和理论的回应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文化的词语数量，而且在条文的实际内容方面，三十年来的变化都非常少。[40]5、宪法回应性差异总的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历次宪法修正都对相关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给予了及时回应，宪法相关内容的修正确认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正式转型，但更重要的是，宪法的修改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根本法基础，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和经济自由权利保护的大门。[33] 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11]仅仅从数字上看起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开启，似乎同时伴随着宪法中文化内容的增多。这些问题可以在下面图表中清晰地看出。

六、结语三十多年来，宪法的历次修正都体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照和敏捷回应，[47]不仅直接凝结了中国人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宝贵经验，还为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提供最坚实的正当性基础、最强有力的规范性保障。当然，就广义的文化政策而言，任何国家的宪法、法律或其他规范中都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政策，这些文化政策也会包含一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5年《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仅有第26-29条共4条规定，删除了公民文化权利方面的规定，五四宪法中的上述规定当然未能幸免。

[27] 李占荣：《宪法的观念世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3页。从立法理念的角度来看，公民文化权利写入宪法也深刻体现了我国从古代民本主义到现代人本主义的理念变迁。周旺生：《立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这表明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加快教育发展在当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注释】[1]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文化立法的呼声一直就没有断过。

[21] 显然，这里的文字是含糊的，我没有对政治自由权与文化权的界限提供一个交待，事实上，我也无法对这两者作出精细的界分。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对文化的重视难以避免地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很自然地，我们可能会试图发问：这样一个必将被载入历史的体制实践，在法律制度上是否获得了相应的反馈和回应？[7]对此，我们以宪法为例，展开一个初步、因而势必粗略的考察，更加透彻、深入因而也更精细准确的分析，有待于本文之后的更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41] 李晓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而近三十年过去，经过多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练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积累，相关认识已然不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2]这样的表述当然体现了认识上的深化。[15]鉴于此，有学者建议，分拆宪法第35条，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提取出来置于个人基本权利与自由部分。

当然，也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这三十多年来，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美国学者托比·米勒曾指出，文化政策通常通过对行为的建议而暗含着对人民的管理，这是一种规范化的权力，它立足于向主体灌输一种趋向完善的动机。

这一切都要求宪法对文化进行规定，以满足国家、公民以及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45] 朱福惠：《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护观解析》，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该报告指出，我们今后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这一修正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